一只手枯枝一般，扎痛了我的手，也扎痛了我的心。

　　這不是一只尋常的手。活著的“邱少云”、91歲的抗美援朝老兵涂伯毅5個指頭呈蜷曲狀，每個指頭都像粗鈍的鐵釘，直刺手心。

　　涂伯毅是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的普通一員。這所始建于1951年的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，先后集中供養了2800多名傷殘軍人，其中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有2200人。幾十年來，這里的人從黑發到白頭，這里的輪椅車越來越少、越走越慢。但英雄的贊歌始終傳唱，仿佛時間從未流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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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大的楠木直沖云霄，蜿蜒的溪水緩緩流過，靜謐的小院一片祥和。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位于成都市新都區新繁鎮古龍藏寺，門前不足300米長的榮軍路熙熙攘攘，人們各自奔忙著，或許他們并未在意這個不起眼的門臉，更不知道這里生活著如此多的英雄。

　　一級傷殘軍人周全弟沒手沒腳，苦練成為抱筆書法家；一目失明、一目微光、左手截除的易如元用竹笛吹奏出優美的曲目；雙手蜷曲、嚴重毀容的涂伯毅，學會了唱歌、跳舞、樂隊指揮、演奏打擊樂器等多種才藝。1958年，由他們組成的傷殘軍人演出隊應邀赴北京匯報演出，受到周恩來、朱德、彭德懷、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接見。隨后，演出隊在全國50多個城市巡演。

　　疤痕，是那場殘酷戰爭的印跡，它讓英雄主義披上一層悲壯的色彩。英雄的征途并未終止在戰場，放下刀槍，他們抱著傷殘之軀仍然在“戰斗”。演出隊發展成老戰士宣講團，在愛國主義教育“戰場”上繼續沖鋒，將英雄精神傳遞給一代代人。他們累計宣講近萬場，義務宣講服務超過300萬人次。

　　在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之際，涂伯毅代表全體傷殘軍人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，匯報工作和生活情況，表達保持本色、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添磚加瓦的決心。

　　令人欣喜的是，習近平總書記給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全體同志回信，向他們致以誠摯的問候。習近平在回信中指出，60多年來，你們堅持愛黨、信黨、跟黨走，積極參與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防教育活動，繼續為黨和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，展現了初心不改、奮斗不止的精神……

　　總書記的殷殷囑托，讓出生入死的老英雄們淚流滿面：“我們是革命軍人，盡管不能拿槍了，但只要還活著，就要繼續沖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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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涂伯毅早早等在門口，快步走上來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他穿著一身96式夏常服，胸前的黨員徽章像“長”在這件軍裝上，只有洗滌時才取下來。三接頭皮鞋已經很舊了，白色內襯裸露著，他仍然舍不得扔。

　　1951年2月，20歲的42軍126師政治部工作隊副排長涂伯毅被敵人的凝固汽油彈嚴重燒傷致殘。歷經8次整容手術，戰爭依然在他身上留下無法修復的傷痛——全身大面積燒傷、面部嚴重毀容、雙手永遠致殘。1956年，涂伯毅來到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。一次外出，他把一個小朋友嚇得哇哇大哭。自此，他躲在屋里不愿見人，對未來生活失去了信心。

　　“傷殘軍人在戰場上是勇士，在生活中也要做強者，你一定會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。咱們一起煉就鋼鐵意志。”戰友的開導讓涂伯毅逐漸樹立信心。他發現，在休養院這個大家庭里，傷情比他重的大有人在，但是他們都很樂觀。此后，他開始振奮精神，重塑生活……

　　涂伯毅將我帶到他9樓的住所。更具體地說，是一個學習室。寫字桌前，是打開的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》第四卷，他每天邊讀邊記，筆記本摞得半尺多高。他說，講課不能光講過去的事，也要清楚現在的形勢，一天不學習也不行。他最喜愛的還是書法，剛剛為朋友寫好的字，鋪在床上晾曬。光線最好的陽臺，被各種工具占領著。他一直在演出隊做舞美和燈光，啥東西壞了都能修理，電焊刨子樣樣精通。

　　他告訴我，他身體很好，一口氣可以做20個俯臥撐；他的家庭很幸福，老伴賢惠善良，3個兒子，兩個是軍人。

　　我告訴他，第九批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定于9月16日歸國。“幸福都是國家給予的，可是我那些戰友……”他突然若有所思，喃喃地說，“真想去看看，說不定，那里就有我想念的人。”從戰場上將他搶救下來的衛生員，杳無音訊；他的衣服被燒爛后，脫下自己衣服給他穿的排長，找不到了；還有那位用擔架把他送回后方醫院的班長，也失蹤了。“這個事情做得好！遺骸回國，對烈軍屬是很大的安慰，對死者也是最大的尊重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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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周全弟家，一個更大的難題出現在我面前：如何表達初次見面的禮儀——89歲的周全弟沒有一只手，也沒有一條腿，殘酷的戰爭只給他留下半截身子。80公分的軀干，直挺挺地立在輪椅上。

　　作為第26軍77師231團1營二連戰士、長津湖戰役的幸存者，16歲的周全弟在零下40攝氏度的雪地里埋伏三天三夜，嚴重凍傷致四肢被截。長津湖戰役堪稱世界軍事史上最慘烈的會戰之一，而《長津湖》這個電影，也讓許多人對這場戰役有了了解。影片結尾，趴在雪地里一動不動的戰士被大雪覆蓋，最終活活凍死，但他們的姿勢仍保持戰斗狀態。周全弟就是史上有名的“冰雕連”戰士之一，也是影片中伍萬里的原型之一。

　　我在輪椅旁蹲下來，仰視著他，握了握他半截臂膀，不知道說什么才好。他卻紅光滿面，談笑風生，用兩個胳膊肘夾住我送上的香煙，猛吸一口，陶醉其中。

　　難以想象，這樣的周全弟如何生活。可生活中的他“無所不能”。“靠別人不是辦法，我要自力更生，騰出人力來，照顧比我更需要幫助的人。”他說著，把半截手套嫻熟地套在斷肘處，將勺子把塞進手套里，米飯和菜拌勻，送到口中。整個動作一氣呵成，干凈利落，連一個米粒也沒有掉落。我極力掩飾著內心的驚訝，這樣的生活，周全弟已經過了近71年。

　　在書房，我首次見到了“抱筆書法”。周全弟雙肘緊攥筆桿，抱于胸前，動作沉穩有力，一筆一畫詮釋一個勇者的風骨和強者的風范。頃刻之間，一幅作品如行云流水，遒勁、剛毅，恰如他本人一樣頂天立地。他的作品得到廣泛認可，他本人也被吸納加入了成都市書法家協會會員，在書法界聲名顯赫。

　　不自覺地提到了《長津湖》。劇組專門到休養院放映，周全弟和戰友們全去了。從開演開始，他的淚水就止不住地流。看到一半，他悄悄退出放映廳。到現在，他也沒能看完這部影片。“看不下去，實在看不下去……”

　　臨別，周全弟把輪椅調正，莊重地舉起右臂，一個沒有手掌的敬禮、一句十分自豪的話語：“一營二連戰士周全弟，向你致敬！”

　　這位老兵特殊的軍禮，頓時讓我淚目……

4　

　　盡管我扯著嗓子打招呼，88歲的易如元仍然聽不到。老伴胡洪文趴在他耳朵上講，他還是搖搖頭。幾年前，喜愛馬拉松、乒乓球等體育運動的原志愿軍65軍193師579團高射機槍連戰士易如元病倒了，心臟安了支架，身體每況愈下。可吹笛子的愛好，依然沒變。身體稍好，悠揚的笛聲就從他的住所傳出來。

　　我很好奇，笛子有6個音孔，正常人吹笛子的姿勢是每只手按3個音孔，兩個大拇指托住笛身，小指亦輕貼笛身，起輔助穩定作用。可易如元只有5根手指和1只斷臂，怎么可能實現？

　　易如元將10多支笛子遞到我面前。仔細一看，還真不一樣。他說，這是西南音樂專科學校（現四川音樂學院）的學生張寶慶根據他雙手情況專門改做的。后來，易如元又自己動手用竹竿或墩布桿制作了多支適合自己的笛子。

　　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，始終是這位老兵不變的信條，他用殘肢斷臂把笛子吹到新的境界。“有三年時間，我除了學習文化和打乒乓球，其他時間全部練習吹笛子。有人說，你要學會吹笛子，我手板心煎魚給你吃。”可是那人沒有想到，易如元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，是在板門店鐵甲山陣地和敵人殊死搏殺的英雄。他堅韌不屈的意志力讓一切變為可能，他用一只手握笛、一只眼識譜，成為震撼人心的“怪笛手”。

　　在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2周年前夕，我前往拜見他，想不到老兵最遺憾的事，仍在戰場。“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，1953年3月17日，我不滿17歲，正在陣地上觀察敵機，準備找機會將它擊落，突然天昏地暗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說起那場戰爭，易如元渾身顫抖：“醒來發現兩只眼睛看不到了，出氣呼呼地響，我摸了摸鼻子，鼻梁斷了，摸摸左手，那里只有一張皮……可是我沒有完成祖國交給我的任務，我沒有把那架敵機打下來……”

　　易如元用他布滿皺紋的右手拍了拍我：“現在我們國家富裕了，軍隊強大了，人民也幸福了，我們的鮮血沒有白流。”說到這里，易如元話鋒一轉，語氣變得凌厲。“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，我還會堅守住那個陣地，堅守住那個山口。就算我的手臂沒有了，我還是要和敵人拼，哪怕同歸于盡。”

　　老兵的目光堅定有力。

　　在休養院，我走在這些神態安然的老人之間，呼吸到了遍地英雄的氣息。

　　高位截癱的劉渝生，被戰友們身上迸發出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深深感動，用火山噴發般的激情一氣呵成創作出《我們的心永遠忠于黨》一詩，周恩來總理親筆抄寫并推薦媒體發表。

　　女戰士張道華，16歲奔赴抗美援朝戰場，帶領傷員突圍時受傷雙目失明，回國后她不僅對廣大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，還學會了按摩技術，為十里八鄉的群眾治病療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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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東風吹醒英雄夢，笑對青山萬重天。”今天，我見到的英雄已經逐漸變老，但他們身上，有一股英雄氣息仍然靜靜流淌。

　　在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，我找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坐標。

中國退役軍人·融媒體記者　呂高排